自2019年底新冠疫情出现之后，媒体环境就让人非常不舒服，感觉在危机时刻，所有的痼疾都会暴露出来，猜忌、隐形暴力、情绪宣泄等原本就存在于世需要被克制的负面（像7宗罪一样），被洞悉人性的商业/政治逻辑广泛利用，无论是传统媒体的倒退还是自媒体的劣胜优汰，都让人非常失望。
思考这其中的原因，在大的社会背景下，有社会制度性的矛盾冲突，如商业社会的逻辑、国家利益的冲突，让人们很难合理应对“影响全人类命运”的重大危机；在微观层面，有个人思维方式、思维逻辑、科学素养、人文精神的亟待提升，我们离“公民”的要求还相距甚远。在面对普通危机时，人们往往更倾向于工具理性，舍弃价值理性，但在面临重大危机时，尤其是在应对得“稀烂”的情况下，应该会激发更多的反思从而回归价值理性。
我们解决问题的思路从来不应该是简单的退回过去，而是舍弃过去的错误和继承正确的理念，但不是简单照搬过去的成功经验，而是用创新的思维和技术来更好的解决现在和未来面临的问题。所谓的正确理念，其实类似于所缺乏的科学精神、古人倡导的见贤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
媒体是传播信息的媒介，既是信息的载体也是信息的采集、加工、传播的过程，从原始的信息媒介出现以来就具备重要的价值和推动文明进步的重要意义。现如今，在各种力量、事物的干扰扭曲下，能够成功传播有价值的信息，就像是点亮夜空中的一颗明星，也承载着未来的希望。
医疗行业是一个极为特殊的行业，特殊到贝克在《风险社会》中单独用一章来举例。有时人们会觉得科学研究，尤其是基础研究离我们很远，量子力学跟普通人的生活有什么关系？而医学研究则基本都是关乎人的生命健康，对每个人，对整个社会的影响更加直接且深远。医学作为一门年轻的科学，也是以现代科学技术为基础，随着科学技术在广度和深度的快速拓展，医学体系也越来复杂，对于一个个体而言，医疗专业从业人员也难以掌握整体逻辑，普通民众也很难理解其所得医疗服务的全貌。
本来人类就是通过群体协作的模式，立足于这个星球，个体的能力有着越来越明显的局限，没有全知全能的人。科学的发展也是通过一代一代科学工作者的努力，在不断的证明和证伪的过程中积累起日益高耸的殿堂。然而这样就产生了一个原生的体系与个体割裂的趋势，普通个体越来越难以理解日益复杂的科学和社会。所以在当今时代，媒体应该在弥合这个裂缝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甚至说推动科学精英与普通民众的复合。
我们一直在提倡科学精神，在科学精神的内涵方面也不乏各种讨论和解读，一个很核心的方面，还是实事求是。科学的探索过程佐证了笛卡尔的“越学习越发现自己的无知”，科学不断的发现更多的未知，打破自以为是，承认未知是科学的态度，也是元认知的重要方面。与之矛盾的是人本性中的恐惧未知，喜欢确定的事情，树立科学理念克服思维惰性一直是困难但需要努力的事情，即便是科学专业人员也常常会被人性误导陷入误区之中。
在这三年疫情期间，各种怪现象充分说明了现状的严峻和紧迫。
一个新的病毒出现，充满了未知，任何决策都充满了风险，根据认知深入不断调整应对举措是正规的操作，而且对于传染性疾病的基本控制手段是既往的沉淀下来的依然有效的应对准则。当然在任何人的个人利益受到影响时，产生负面的反应是正常的，媒体应该承担的是积极引导的作用。但现实中媒体往往面对的是迎合受众、迎合利益还是坚守立场的冲突和选择，内涵和时效、流量和价值之间常常无法兼得，又该如何选择。当然如今媒体的商业模式主要是靠流量带广告，这在消费领域还可以接受，但在VUCA的背景下讨论科学问题时，单纯追求流量迎合受众心理，传播似是而非的信息对于普通民众而言是一个恶性循环。本来日益复杂的科学与社会就让人难以理解，在缺乏科学素养的基础上，每天被各种杂音淹没是多么让人窒息的感觉。
在健康传播的方面，如何以科学的角度正确的传播医学相关信息是医学媒体面临的重要课题。在缺乏整体了解的情况下，对单篇文章做过度的解读，是现如今医学媒体常见的问题。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在媒体的“鼓动”下，专家也更容易跨领域去发表不严谨的观点，从而加剧了不信任的问题和二者的割裂，这也是《专家之死》一书作者在最后想避免的情况。
我们承认无知，承认对于事物的认知大多都是局限的，有很多不了解不清楚的地方，这是客观科学的态度，所以好的医生从来不会把话说得特别绝对，因为见过太多意外的情况，虽然面对追求肯定答案的患者时，给一个确定的答复获得患者的认可是一个巨大的诱惑。王尔德有句很有意思的话，老年人相信一切，中年人怀疑一切，年轻人什么都懂，换成医生经常也是成立的。医生的主要任务和专长是在临床上救治患者，医生不是研究病毒的科学家，也不是流行病学专长的公共卫生专家，医生80%的时间都是在临床工作中，不可能有那么多的时间成为通才。很多医生从治病救人的角度来说也不希望患者越治越多，开始关注疾病的预防和早期干预，通过相互了解可以和其他专业的科学家更好的协作。
在面对呼吸传染性疾病时，从临床医生的角度是追求更快的病原检测和耐药检测，以改善原来经验性抗感染治疗的不精准，以及减少和避免院内的感染的发生。但是医生不是Virus Hunter，也需要在疾控系统的协助下，实现医防融合，携手应对感染行疾病的挑战。不过即便做到医防融合，可能也不足以应对大流行的挑战。在大家都觉得传染性疾病已经不是人类健康最大的威胁时，新冠病毒以一种“生活远比作品更精彩”的方式给大部分人提了个醒，其实在第三世界国家，传染性疾病一直是威胁当地人生命的重要原因，而从新冠疫情的应对来看，这也成为应对全球大流行性疾病的短板，人类命运共同体，仅从国家利益出发只顾自己，很难独善其身。
医学是一个应用类型的学科，其相关知识覆盖面非常广泛，而且各类知识也在不断的更新。从一开始读书时，老师们就已经教导我们，知识的更新迭代会导致教科书上的很多内容在毕业进入临床时很可能就已经过时了，医生需要持续不断的学习，才能胜任本职工作。而且目前医学领域已经形成从基础到临床的快速贯通转化，基础研究对诊疗模式的直接影响也是非常常见，多种专业学科协作是未来必然/必须的模式，比如肿瘤的诊疗模式/范式在各种技术的推动下，正在不断的演进。
为了更好的传播有价值的、专业的信息，医学媒体需要净化，需要爱惜羽毛，需要静下心做有价值的事——提供扎实的医学内容，树立科学精神。这同时也对医学编辑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甚至是挑战，医学本身就足够复杂，编辑还需要掌握信息筛选、整合、转播的专业技能，好的编辑必须是跨界的人才，或者平台可以在采编体系中提供强有力的支持。
从确保系统robust的角度，理想的情况是医学编辑们经过系统的科学训练，具备良好的科学素养和医学素养，广阔的视野，掌握着信息技术、数据技术和传播技能，同时媒体平台建立灵活的组织架构和各种系统/技术支持。这样编辑不会孤独的单兵作战，也不至于太过孱弱成为互联网体系的螺丝钉，离开平台就做不了事。
回顾疫情这些年，甚至从SARS疫情起，医学媒体很难说是进步了。历史每每在相似的场景回归，像是嘲笑“人类从历史中所得到的教训，就是人类从来不记取历史教训。”
好的一点是现在可见越来越多的媒体回归价值本源，以提供优质的内容实现了可存续的发展模式，相应的越来越多的民众经过10多年网络媒体的冲击和洗礼，也逐渐反应过来沉迷于碎片化的信息流并无益处反而有害，为媒体的健康发展提供了土壤。期待医学媒体也可以走在这样的方向上，希望医学编辑这个群体可以尽快的成长。
2023年见！
